王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与一般途径

理念。本文系统梳理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并将生态产品分为物质产品和文化旅游服务、与一般生态系统服务这两种类型,分别讨论了各自的价值实现途经。最后,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交易和政府管理的必要条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是践行“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理念的直接体现,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习总指出,“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已初步搭建起四梁八柱的主体框架,但在落实中还存在产权制度、市场化机制、管理体制三大难点”。可以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集中体现了这三大难点,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其一般途径。

尽管国内外对生态产品有多种理解和概念,但是无论从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还是从国内近年来的政策实践来看,主流上都将其定义在生态系统服务范畴。因此,本文讨论的生态产品概念类似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所定义的:“生态产品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而为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就需要将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通过某些方法进行评估以转化为经济价值,并在实践应用特别是在市场交易中获得特定的经济效益。因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环境经济学以及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绿色经济探索等。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产品和服务所形成的收益。国际上较为权威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就是“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MA)”国际合作项目,从2001—2005年集中了全球95个国家的1360名学者对地球各类生态系统进行综合和多尺度评估。该研究成果把生态系统服务分为4类:一是直接供给物质的服务,主要是食物(农作物、家畜、捕鱼、水产养殖、野生生物等),纤维(原木、棉花、大麻、蚕丝、薪柴等),遗传资源,生物化学品,淡水等;二是调节自然要素的服务,主要是调节大气质量,调节气候(如全球尺度、区域和局地尺度的二氧化碳吸收),抵御自然灾害(包括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等),净化水质,控制疾病,控制病虫害,授粉作用等;三是提供精神、消遣等方面的文化服务,主要是提供精神与宗教价值,传统知识系统与社区联系,教育价值(如自然课堂),艺术创造灵感,审美价值,休闲与生态旅游等;四是维持地球生命条件的支持服务,主要是维持养分循环,产生生物量、氧气,形成和保持土壤,维持水循环和栖息地等。由此可见,生态系统服务是和人类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的资源与环境基础。

生态系统能为人类供给产品与服务,人类对其产品与服务形成需求和消费,供需两者共同构成生态系统服务从自然生态系统转向人类社会系统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态服务功能就具备了可以度量为经济价值的可能。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通常被划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等。使用价值可以和已经存在的市场定价的产品联系起来,但是非使用价值通常与非交易市场的道德、宗教或者美学等属性相关,是由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共同作用所产生的。

显而易见,前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直接供给物质的服务按照当前平均同类商品全年平均价格是比较容易核算其经济价值,而维持生命过程类型的支持服务通常无法衡量其经济价值,介于其中的诸如大量的调节和文化服务等,需要应用特定的评估方法计算其经济价值。当前,主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量化评估方法包括:(1)市场价值法,包括替代市场价值、直接市场价值、虚拟市场价值(具体指影子工程法、替代市场法、边际机会成本法等)。市场价值法是一种发展较为成熟的方法,在国内外应用较广泛。(2)揭示偏好法,指利用市场消费信息,间接推断消费者偏好,估算商品价值的方法,包括特征价值法和旅行费用法。其中特征价值法通过观察人们的消费,推断消费者对商品功能和价值的评价;旅行费用法通过估算旅行者的旅游消费来评估资源价值。(3)陈述偏好法,是指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公众支付意愿信息进行价值评估的方法,包括条件价值法和选择实验模型。其中条件价值法设计假想市场,让受访者对其支付意愿做出回答,推导价值,因此也被称为意愿支付法;选择实验模型基于随机效应理论和效益最大化理论构建,可用于各类非市场价值评估。上述评估方法各有特定局限性,例如市场价值法受到生态系统类型和分布的差异限制,揭示偏好法受到市场信息的真实性限制,而陈述偏好法又受到不同人群的主观性限制,因此在选择特定方法时应根据生态系统服务特征扬长避短地予以应用。

类似于人类经济基本模式,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能力和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用需求,构成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关系。一般地讲,稳定健康的生态系统可以持续的方式长期供给各类服务,这种总体的供给能力就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特定时间空间条件下,当这种供给能力以充分且潜在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人类时,例如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持续产生氧气,其形成的供给通常情况下远大于需求,人类经济系统对此基本没有价值转化的必要。但是,当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由于总供给不足、或者由于无法及时得到再生产补充、或者超越了生态系统抵御人类活动干扰的弹性能力时,将无法充分满足人类需求,除非人类通过科技手段找到了替代品,否则就形成了稀缺性,根据一般经济学原理也就有了特定价值,并可以通过前述方法对这些价值进行量化评估。

值得指出的是,生态系统具备多种服务功能,各类功能定位不尽一致,而且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内各类功能的分布也不均衡。(1)从主导功能来看,因价值导向不同会导致其定位差异甚至取舍,例如某一典型生态区域被划定为国家公园后将会禁止畜牧养殖等活动,这就意味着其直接供给物质方面的服务,让位于调节自然和提供文化方面的服务。(2)从时间上来看,如果当代人过度消耗生态系统服务而将其消耗殆尽,或者超越了这种服务的可再生能力,那么后代将无法再享有这些服务,这也就是强调代际公平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由来。(3)从空间上来看,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同尺度下各异的供需关系。典型的事例就是流域水生态系统服务,上下游区域之间不同的水资源和水质量禀赋造成供给差异,而上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又构成了其需求差异,这时就具备了上下游地区就水生态系统服务交易或补偿的可能性(应指出河湖生态系统)。此外,这种空间尺度的生态服务供需关系也为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了原则要求,例如在研究空间规划时不仅要考虑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还要识别其所在的更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条件,既要立足本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条件,也不忽视可以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交易获取更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可能。

当然,如果特定条件下的生态系统服务已经远不能支持人类需求时,说明该生态系统已经受损严重,对其就不应涸泽而渔再索取更多的服务,而是将其严格保护起来促进其休养生息,或者通过生态修复措施逐步恢复其生态服务功能,这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让位于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了。事实上,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和破坏,生态系统状况日趋衰退,有的甚至濒于瓦解。为此,当下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修复保护的重要责任,就是科学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合理定位生态系统服务主导功能,保护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并从供需矛盾入手优化生态系统服务空间配置。

尽管环境经济学最初是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发展起来,但其中许多理论与生态产品问题相联系,因而可以借鉴应用。环境经济学深入分析了经济行为主体不通过市场供求关系而影响他人经济环境利益的外部性问题,例如无论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都存在着典型的环境污染问题。克服外部性有两种办法:一是在产权清晰的条件下将外部性内部化,通过设定一定范围内的配额赋予其稀缺性,使其具备商品价值和可交易的可能;二是实施庇古税(即污染者付费),政府根据污染危害程度向排放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排放者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距,再通过市场机制分配环境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与环境污染问题本质相通,无论是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产权(所有者权益)界定,使其具有某种稀缺性的商品交易价值,还是对其使用(受益)者征收税金或费用,实质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资源环境的“公地悲剧”问题,如果一种自然生态系统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而是共同所有,那么它就有被过度利用直至衰退恶化的风险。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上述产权交易和政府税收以外,政府直接控制也是一种重要手段,就是在确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被利用的强度及数量基础上,采取诸如用途管制、许可配额、管控标准等办法对其进行管理,而这些管理也就赋予了生态产品的交换价值可能,如许可证交易、配额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当然,这些措施方法都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需要健全的行政管理制度予以保障。

环境经济学中的自然资源核算方法也对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有重要参考作用。与适用于自然资源实体核算的账户法相比,资源效率分析法可能更加适合相对抽象的生态产品的价值核算。就是将生态产品的耗用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并将其计入经济成本。具体可用三个指标来测度:生态容量即单位产品中某种生态产品的含量,如每亩草原中生态畜牧产品的数量;投入产出率即单位数量的生态系统所能支持的经济产品或服务数量,如单位面积的国家公园利用区的门票收入;生态利用强度即对可更持续利用的生态系统的索取强度,如单位海域的捕捞强度或养殖强度等。通过核算,不仅可以衡量生态产品价值及其消耗程度,还可以为其他价值实现方式及相应的政府行政管理提供基础依据,这些方式包括收费、拍卖、征税、生态补偿、环境信贷、环境责任保险,以及补贴、税收优惠等财政激励措施。

近年来,国际社会发起了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学(以下简称TEEB)理论与实践探索,它综合了生态、经济和政策领域的专业知识,是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服务价值评估、示范与政策应用的综合体系,为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经济学方法与手段。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进行了研究示范。2013年环境保护部启动了我国TEEB进程,与中国科学院共同编制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行动方案》,旨在建立适用于中国的TEEB方法体系,宣传生物多样性价值,开展地方示范和案例研究,推动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主流化。

值得指出的是,TEEB特别关注了工商界在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中的作用,包括其影响和获益,并鼓励工商界在生态系统服务中寻找商机,如降低成本、开拓新产品与新市场等。与其类似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发起了“绿色经济行动(UNEP-GEI)”。在此基础上,国际上正在发展“生物多样性商业”这种新的经济业态,即工商企业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并从中公平地分享惠益等活动获得利润。这种经济业态将生态系统服务与市场和企业行为关联起来,在推动人类生产经营活动应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的同时,一方面主张政府取消过度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各种补贴,并将其利用在补偿不能市场化交易的那部分服务中;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开拓生态系统服务新市场(如碳交易)、新产业(如生态系统修复产业)、新产品(如生态产品与服务),以及生态领域新技术(如深海基因资源勘探)等,使生态系统保护更加主流化,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价值。

在理论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备转化为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在实践中,国内外都有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对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产品和文化旅游服务,较为容易实现市场交易。因此,对于这类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途径,关键在于如何提升和扩展其市场。随着人类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极大丰富,消费者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更多地倾向于选择生态产品。对此应顺势而为,按照习总所指出的“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求,利用生态系统本身所体现出的独特性和稀缺性,增加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升生态系统物质产品和文化旅游服务的价值,打好“生态牌”、“绿色牌”。

依托自然生态系统可以生产大量的物质产品,包括食品、木材、矿泉水、天然纤维、天然皮革、工艺品等等,其产业也涵盖了农业、渔业、林业、建材、服装、箱包、手工业等。这些产业为了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已将“生态”作为重要的附加概念。但是现在市场上所谓的生态产品、环保产品、绿色产品品目繁多、鱼龙混杂,是否带有真正的生态因素或者以生态友好的方式生产,必须经由权威机构认可。否则,由于市场混乱侵害了真正生态产品的权益,也挫伤了生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积极性,最后影响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正如习总所指出,“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如何把这个最大品牌树立起来?建立推广生态标识制度就是一种重要手段,可以通过严格规范的产品认证确保真正的生态产品进入市场。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年来生态相关的产品认证发展迅猛、市场广泛,特别是在林产品和海洋水产品方面的认证或者标签已经广为推广。前者包括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认证、雨林联盟(RA)认证等,这些认证通过全面系统的审核,确保获得其认证的商品符合保护生态环境的严格准则。后者如海洋管理理事会(MSC)认证、海洋水族馆理事会(MAC)认证等,分别对海洋水产品和水族品进行整个供应链的认证,以确保其是以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方式所生产和管理的。预计到2050年,全球认证的有机农业、生态保护农业方面的市场可达9 000亿美元,经认证的森林生态产品市场可达500亿美元。

我国目前有富有特色的地理标志商标认证,其中也蕴涵着有效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特色的因素,是人们追求天然绿色消费的理想选择。一般来讲,带有地理标志商标的农产品价格普遍比同类产品价格高出20%~90%。因此,为了提升生态产品的附加值和可信度,可以积极利用地理标志商标等认证制度,并在其原有自然地理特性的认证标准与认证程序基础上,补充完善更多的生态要求和生态特色,使其进一步增加生态附加值。特别是依托国家公园等保护地区域所产出的生态产品,可以采取保护地特许标志的形式,不仅增强了产品的生态特色,还为保护地管理补充了资金来源。当前,我国还有沿用国际相关生态认证体系的产品与服务,如有机农产品认证、ISO14000环保服务认证等,但是其生态因素还不突出,消费者认同度也有待提升。对此,在继续扩大和深化现有生态认证市场的同时,还应积极推动我国生态产品通过国际通行的相关认证体系,如全球社会和环境标准协会(ISEAL),该组织囊括了许多可持续性标准和认证计划,包括公平贸易标签组织国际(FLO)、森林管理理事会(FSC)、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国际有机认证组织(IOAS)、国际有机和可持续认可服务(IOAS)、海洋水族馆理事会(MAC)、海洋管理理事会(MSC)、雨林联盟(RA)和社会责任国际(SAI)等,全球社会和环境标准协会的关键作用之一是对不同的可持续性标准进行管理、核实和评估方面的协调。

无论推广是否经过认证的生态产品,最终的效果都在于其市场表现,特别是在其价格通常高于同类的非生态产品的时候。此时,引导和提升消费者对生态产品的接纳程度就显得尤为关键。习总指出,“要强化公民环境意识,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推广节能、节水用品和绿色环保家具、建材等,推广绿色低碳出行,鼓励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再生产品”。因此,要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积极改变公众传统消费方式,引导他们更多地树立绿色的消费理念,愿意购买更多的生态产品。例如近年来欧美地区服装业掀起了生态纤维、自然纤维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天然纤维材料如皮玛棉、羊驼毛、马海毛、竹纤维、玉米纤维、木浆纤维、莫代尔纤维及其混纺物被应用,这些依托林木、作物、牲畜的生态产品替代了人造化纤品,不仅在生产方式上减少了环境污染,也在原料供给上增加了生态产品的销路。这种时尚引领的消费模式,促进了生态产品被广泛接受。

在推动个人消费者观念转变的同时,还要积极促进各类零售商、制造商等采购和生产更多的生态产品,在其供应链和产品周期全过程中优先利用生态产品。目前,国际知名的消费品牌如星巴克、宜家、沃尔玛等,都在广泛采购经过生态标识认证的咖啡、家具、食品等产品。例如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与全球水产养殖联盟(GAA)和水产养殖认证委员会(ACC)合作,对其采购的国外进口虾均要求达到美国“最佳养殖实践”的标准,对新鲜和冷冻的捕捞鱼均要求通过海洋管理理事会(MSC)的认证。借鉴国外经验,中国也应鼓励各类工商企业积极采购销售或使用生态产品,打通生态产品从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之间的渠道障碍。结合当前实际,可以在两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推行生态产品的政府采购制度,规定政府机构优先或强制采购绿色生态产品;二是促进知名电商建立实施生态产品采购销售策略,广泛设立生态产品销售平台。

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产物中,其价值往往因为人类科技水平的限制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例如对人类健康有巨大保障作用的生物天然产物和基因资源等。因此,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发掘生态系统产物的有用价值,也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制药产业、食品加工及育种业、兽医业、植保业、园艺业、保健品、化妆品产业大有作为。据美国有关方面统计,其价值6 400亿美元的制药市场中约有25%~50%来源于生物基因资源。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可以从大量的野生生物资源中挖掘提炼出种类繁多的活性物质,并在上述产业中广泛应用。例如德国拜耳公司研发的血糖控制药物拜糖平年销售额高达40亿美元,其中的活性成分是阿卡波糖,这种天然物质就是由原产自肯尼亚土壤中的微生物菌株所产生的。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传统中医药博大精深,其中大量应用了生态系统天然产物,应用现代生物医药科技手段加以提炼改造,可以重现许多类似青蒿素这类诺贝尔奖级的药物产品,其生态产品价值潜力不可估量。此外,随着海洋科技的进步,埋藏在深海的生物遗传(基因)资源也将得到逐步开发,海洋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产品将极大地造福人类,而且我国目前深海探测技术与发达国家基本持平,因此在该领域的前景也不可限量。当然,生物遗传资源及天然活性物质的勘探、研发、交易等商业化过程,受到多种知识产权方面的国内外商法约束,《生物多样性公约》对国家之间公平地分享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制度也作出了规定,而属于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深海生物资源,还受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管控。因此,涉及这些领域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善于利用相关国内外法规制度,以合法方式获取生态产品的专利、惠益分享等经济利益。

习总指出,“如果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尽管与有型的物质产品相比,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文化旅游方面的服务不太容易直接实现其经济价值,但是只要创造好各方面条件,也能将丰富的自然财富转化为巨大的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千姿百态的大自然吸引着人们去欣赏游玩,也激励着人们去探索征服,这就为旅游休闲和户外体育等活动提供了广阔天地,伴随而来的是生态文化旅游服务产业的兴起。在促进和开发生态文化旅游及户外体育产业方面,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良好效果。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和破坏,因此处理好保护生态和产业开发的关系,是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服务产业的核心问题。

为了培育和拓展生态文化旅游服务产业,可按照生态保护区域性质实施分类指导。对于在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中适度利用区内的生态旅游活动,在保护地管理机构严格管控的前提下,可以实施特许经营制度,并将其资金收益弥补保护地管理支出。特许经营权应通过公开拍卖由竞价高者获得,以此使生态文化旅游价值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对于其他一般生态区域,要积极发掘和开拓其自然景观价值潜力,营造更加便利的交通和设施条件,并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就近吸引公众游憩。此外,还应利用好国际生态旅游组织的平台和网络,如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IES)和旅游可持续理事会(TSC)等,吸引更多国外游客到我国的自然景观中体验生态旅游。通过大力推动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实现生态系统文化旅游服务的经济价值,真正把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调节自然要素的服务和维持地球生命条件的服务十分重要又无处不在,如水源涵养、净化水质、防止水土流失、维持野生动物栖息地等等,在此将其通称为一般生态系统服务,以区别于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物质产品和文化旅游服务。与后者相比,一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通常条件下很难转化为经济价值。尽管如此,在科学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设计下,还是能够通过市场或政府这“两只手”推动其价值实现。

将一般生态系统服务通过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结构和规则,否则是无法成功的。例如全球昆虫传粉对农业的贡献至关重要,但是世界上却不存在一分钱的传粉市场。其原因就在于昆虫传粉活动无法构造一个交易市场,即:没有一个人类主体作为生产者去维持或营造昆虫传粉活动,也没有一个农户作为消费者来支付一笔作物授粉的费用,当然也就没有昆虫传粉交易的市场。由此可见,欲使一般生态系统服务通过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需要特定的制度设计构建出人类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交易平台。

本来,生态系统自身才是生态产品真正的生产者。但是,为了将生态产品纳入到人类社会经济体系实现其经济价值,就必须有人类作为主体的生产者。这种人类生产者虽然并不直接生产出生态产品如天然清洁水或吸收二氧化碳,但是他们却贡献了自己的劳动以维持和营造生态系统正常和健康的服务功能,保障了生态系统持续地产出生态产品。例如,某一群体在荒山上种植了树木、或者某一社区居民管理维护一片自然保护地,都能够让自然生态系统调节自然要素和维持生命条件的服务功能得到增强。这些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生态产品的人类生产过程,也就是说这些人类群体通过劳动付出提供了生态产品,也因此具备了出售其生态产品的可能。

综合来看,人类生产者所提供的生态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保护、生态修复、水源维持、植树造林等等。这些生态产品都维护了或增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比如通过森林植被修复、海岸带与近海蓝碳修复等生态修复工程,增加了植物二氧化碳吸收能力以抵御气候变化。值得指出的是,有一种特殊的生态产品提供过程,即付出发展机会成本的行为。例如,为了维护水源地清洁,其所在地群体放弃了建立工厂的机会,虽然这种行为避免了水源遭受污染,但在客观上也让当地群体失去了因建立工厂而带来的经济利益。类似性质的还有渔业捕捞权、水资源权等。从经济协调发展和维护社会公平角度,理应对特定群体失去发展机会的成本予以补偿。

既然有了特定人类群体承担着生态产品提供者的角色,那么这些生态产品又由谁且为什么来购买?通常来讲,对于这些一般生态系统服务性质的生态产品,既不像生态系统物质服务一样能获得实际物品、又不像文化旅游服务一样可以从中获得旅游享受,所以个人或机构是没有意愿花钱购买的。为此,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引导或者强制要求相关个人或机构来购买。

鼓励引导的是自愿消费者,这些个人或机构往往并不是一般生态产品的直接受益者,但是出于对自然的热爱、或者树立企业良好社会责任的形象声誉等目的,会以捐赠等形式自愿购买生态产品。例如总部在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团,捐赠了大量资金支持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内蒙古阿拉善的农牧民治理沙漠,而由治理沙漠带来的减少沙尘暴这种生态产品,实际上在杭州是基本感受不到的。但是阿里巴巴集团这一行为获得了社会赞誉,企业的良好形象将有助于提高其商业竞争力。万豪国际酒店集团在巴西支出200万美元保护59万公顷受威胁的热带雨林,为每个当地家庭提供每月25美元来保护森林,通过这一行为来部分抵消万豪每年3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一举措使万豪赢得了许多可持续发展奖项包括世界旅行奖,提高了该集团在国际旅游市场中的地位。此外,还有机构自愿消费的形式是采取直接投资租赁个人或集体有一定自然保护价值的土地,之后自行开展生态保护与管理活动,从而生产出生态产品。

强制要求的是受益消费者,也就是一般生态产品的直接受益者。通过制定实施法规,强制规定这类消费者必须来支付他们所获得的生态产品。在实际操作中,强制企业支付的往往不是其获益的生态产品,而是由于其经营活动造成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的补偿费用。典型的如美国“湿地补偿银行”制度,某些专业的生态修复公司可以将其修复好的湿地以面积为单位,在“湿地补偿银行”登记为可交易的生态产品,而根据法律规定当某家开发商占用湿地时,必须要恢复同样面积的湿地,这时这家开发商就可以到“湿地补偿银行”购买相应面积的湿地,用其抵消恢复责任。显然,这种制度设计真正使生态修复成果成为了可以交易的生态产品,同时发挥了生态修复公司的专业优势,提高了效率与公平。还有一种特殊的生态产品“消费”方式就是生态赔偿,开发企业往往由于管理不善或发生污染事故,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进而影响了生态产品的生产,对此通过法规规定或公益诉讼所认定的企业责任,要求其向生态环境所有者付出赔偿资金,以弥补其生态产品损失。

从理论上来讲,将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市场化”从而使生态产品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经济价值,本质上就是将“自由”获取的生态系统服务或者生态系统在开发活动中所付出的代价,进行“内部化”的过程。从实践上来讲,确定了生态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后,需要特定的市场机制实现其交易过程。为此,需要建立统一规范开放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平台。

建立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平台,需要明确界定生态产品的资产性质类别、高效合理的审批流程、适度的交易成本、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广泛而受监督的核查监管体系,有时甚至需要专业的中介服务如行业协会、认证机构等。这种综合的生态产品交易所,将生态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集中在一起进行市场交易。市场将通过价格信号为处于竞争中的市场主体指示方向,通过竞争迫使市场主体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从而实现公平交易和效率最大化。

在生态产品的市场交易过程中,投融资渠道或者生态“投资者”的作用十分重要。为此,应鼓励建立专门的绿色金融投资,例如国际上已成立的Verde风险投资(Verde Venture)、生态企业基金(Eco-Enterprises Fund)、根资本(Root Capital)等,都为中小企业的生态产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如有机虾、有机香料、通过森林认证的家具、不施杀虫剂的花卉、天然棕榈果饮料等等。此外,除了直接的现金投入,进入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的投资,还可包括拍卖、赠款、担保等方式,而商业银行提供低息也是一种有用的手段。

全球正在形成巨大的生态产品交易市场。由“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REDD+)”、“清洁发展机制(CDM)”、“绿色发展机制(GDM)”等创新金融机制所推动的碳交易额,按照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预计可达3.5万亿美元。此外在国际范围内,通过政府强制或企业自愿的方式,已经为生态系统各项服务如水生态服务、流域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支付了大量费用。

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以实现其生产者和消费者双赢的盈利模式。因为与一般商品市场一样,在此,市场同样发挥了公平高效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具备竞争性、灵活性、推动技术创新、减轻政府资金负担等多种优势。

生态产品特别是一般生态系统服务所产出的生态产品,具有普遍的公益性,因而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应该主动购买这些生态产品并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给社会公众。尽管市场机制具有优势,但是这并不能替代政府的责任。大量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经济价值的生态产品,还是要通过政府投资来扩大其供给并实现其价值。

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方式多种多样,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类型:一是转移支付和以工代赈,这是最常用和成熟的政府财政投入方式,直接将资金按照特定的标准拨付给生态产品的生产者。二是相关生态性质的补贴,例如退耕还林补贴、植树造林补贴、水产增殖放流补贴等,对从事上述这些生态建设活动的个人或集体按照其完成的工作量予以补贴。三是生态补偿,往往按照流域上下游地区之间水资源的分配额度,由下游所在地政府向上游地区政府支付资金,以维持稳定洁净的水资源供应。四是依托林权或水权的赎买、租赁、置换、地役权合同等方式,流转集体土地、经济林、水源地,恢复和扩大自然生态空间。五是生态保护管理协议,对承包特定区域开展生态保护与管理的个人或集体,通过协议方式支付管护经费。六是生态修复工程投入,按照习总“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指示精神,大力组织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并通过公私合营(PPP)或工程采购施工(EPC)等模式,由政府向生态修复工程承包商让渡一定利润空间。七是财税优惠政策,即对生态保护和修复等生态产品生产者予以税收减免或提供补助金,推动其适度盈利以实现持续发展。

上述各种激励措施均可让提供生态产品的个人和集体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与此同时,还有类似于生态赔偿的反向的抑制措施,是指政府对直接或间接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的活动或行为,实施惩罚的措施,包括使用费、生态损害罚款、污染责任险等,例如2011年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中责任方缴纳的巨额生态损害赔偿费用,就是带有警示作用的抑制措施。这些抑制措施一方面增加了政府在生态建设领域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通过对破坏者的经济惩处,也体现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所在。此外,消除负面的政府激励措施也会有利于生态产品的产出,例如通过减少不利于生物多样化的化肥农药补贴、近海渔业捕捞补贴等,将会鼓励和引导科学施肥用药、生态养殖等生态产品的生产。

值得指出的还有政府对生态产品的生产者个人的劳务补助,特别是对于生活在生态保护价值高且贫困地区的群众来讲,这是实现贫困户增收和生态建设双重效益的措施。正如习总所指出,“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可以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从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中拿出一点,作为他们保护生态的劳动报酬”。

除了一般预算安排以外,本着“取之于生态、用之于生态”的原则,可将以下领域的资金作为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资金来源:矿产资源补偿费、土地损失补偿费、育林费、林业基金、行业造林专项资金、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资源综合利用基金、清洁生产基金、环保产业基金等。

总之,无论是通过市场还是政府,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不仅可以促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还可以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产权和市场化入手并完善管理体制,是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措施。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市场机制具有重要的发展潜力和优势,通过市场机制不仅可以实现生态产品的高效公平交易,而且凸显了企业在生态保护修复中的责任,因此应该是今后着力推动的方向。同时,政府几乎拥有或管控着所有重要的生态性资产,包括山地、森林、草原、湿地、湖泊、河流、海岸带和专属经济区等,这就意味着政府在生产、维持、保护和管理生态产品方面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对此,需要进一步发挥好政府职能,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提供公共生态产品领域,落实指导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保障责任,发挥好市场机制和政府责任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两个积极性。

在全社会确立“生态有价”的观念,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首要前提。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以及生态产品获取的有偿性,使公众不仅领会到珍惜自然、保护生态的重大意义,而且还认识自身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生态产品的提供、维护和使用中。政府主管部门在相关制度设计上,要努力把生态系统服务“无偿免费”的这一“外部性”,纳入到企业经营成本或收入中从而使其“内部化”,例如税收或许可证政策可用于企业损害生态系统服务(负外部性)的内部化,而免税或补贴政策则可用于鼓励企业保护修复生态系统(正外部性)的内部化。

科学合理的生态资源利用政策,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习总指出,“要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为此,政府主管部门首先要根据生态价值科学合理确定生态产品开发的边界,避免两个政策极端:一方面是放松管制,致使个人或企业以开发生态产品的名义一哄而上,造成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生态系统或野生生物物种等遭受破坏;另一方面则是过分严格,以严格保护生态名义“一刀切”禁止个人和企业开发任何生态产品,这就使生态产品毫无价值实现机会可言。对此以国家公园为例,既要避免以旅游开发而不是保护生态为目的选划国家公园,从而使重要生态区域遭受旅游活动破坏;也要避免将国家公园所有区域全部划定为禁止利用区,使得生态旅游活动没有任何发展空间。处理好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制定实施好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野生动植物保护利用等政策。

政府主管部门要制定实施扩大生态产品实物供给和产出空间的政策措施。例如,通过大力建设生态牧场、海洋牧场,增加在生态系统支持下的绿色畜牧、绿色水产品产出;通过组织开展植树造林、污染治理,增强生态系统涵养水源、清洁水质的服务产品。同时,生态补偿政策是合理调配生态产品空间布局的重要手段,要抓紧明确生态补偿政策的具体领域、实施区域、补偿标准、补偿渠道、补偿方式以及监督考核等内容。

统一规范的市场交易政策,是扶植生态产品实现经济价值的关键措施。生态产品具有公益性、收益低、周期长等特点,其价值实现离不开良好的市场机制,为此政府要积极制定统一规范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政策。这些关键政策措施包括:一是合理的价格政策,要传递准确的市场信息和价格信号,引导调节合理的市场预期,防止生态产品价格过高而限制了对其的需求,或者太低而造成生态资源浪费。二是防止垄断的政策,维持充分的市场竞争,否则可能导致生态资源配置扭曲,并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三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政策,运用数字技术打通信息扭曲或不对称的屏障,使买卖双方便捷地了解生态产品质量及相对价格,简化谈判、协商和签约程序,杜绝交易费用超过交易收益的情况发生。

创新建立绿色金融政策,是社会资本投资生态产品实现稳定回报的重要保障。习总指出,“要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为此要建立绿色金融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支持保障机制。一是发展绿色信贷,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要加大对生态产品生产者的信贷支持,创新贴息、融资担保等金融扶植政策。二是鼓励绿色风投,银行基金、风险投资公司要积极为生态产品项目提供投资资金和融资,探索建立社会资本主导的生态系统服务投资基金。三是推动绿色证券,合理引导技术创新、管理规范的生态产品生产企业上市交易。四是发展绿色保险,对在重点生态保护区域周边的开发活动,探索实行生态环境污染破坏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同时,建立符合生态产品交易特点的信贷管理与监管考核制度,健全统一规范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损害赔偿诉讼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审计监督制度。

加强开发与保护政策协同,走出扶贫攻坚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双赢之路。习总指出,“许多贫困地区一说穷,就说穷在了山高沟深偏远。其实不妨换个角度看,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不少地方通过发展旅游扶贫、搞绿色种养,找到了一条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经济相得益彰的脱贫致富路子,正所谓思路一变天地宽。”为此,要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将扶贫作为优先考虑因素,尤其要重视边远地区基层社区的扶贫问题。对此有一个生动事例,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四川平武县关坝村实施了“熊猫蜂蜜”项目,引导当地贫困农民减少放羊以保护熊猫栖息地,并引入蜜蜂养殖,养蜂人同时兼任生态养护员。良好的生态酝酿出天然优质的蜂蜜,冠以“熊猫蜂蜜”的生态品牌打入高端市场,在显著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切实保护了当地生态,实现了习总所提出的,“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现生态就业,既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又增加贫困人口就业收入”。

制定完善法律法规,依法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无论是推动市场手段还是通过规范政府职能,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离不开法规的约束和规范作用。如果没有法律法规强制生态产品直接受益者需要支付费用,一般生态系统服务产品很难靠企业自愿购买。同样,生态赔偿、生态补偿、财税调节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措施,也都需要相应的法规制度。另一方面,规范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的当事人责任、产权所有者权益、交易规则程序、金融投资等,与一般商品交易市场相比也有其特殊性,需要制定专门的法规制度予以规范监管。

生态产品的所有者权益既有一般的商品特性又有特殊的公益属性。市场机制有效运作要求商品的产权明晰、排他、安全及可交易。如同一般商品一样,生产者对其提供的生态产品拥有特定的产权,消费者购买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购买了这种产权,因此生态产品的产权是其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产权,生态产品就不可能持续公平地实现其经济价值。同时又与一般商品所不同的是,考虑到生态产品的公益性,其所有者权益不仅受到法律保护,还受到法律制约,比如所有者不能因为拥有了生态产品产权就可以对其肆意处置甚至破坏,因此该权益必须附具生态管理条件,底线是不得降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建立完善明晰的生态产品产权制度。生态产品的产权问题遵从制度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应具有以下要求:一是普遍性,即生态产品必须为明确的主体所拥有,其全部的权利和责任必须完全由法律明确规定。二是排他性,即生态产品的所有者具有排他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否则任何人可以随意获取则其经济价值趋向为零。三是可转让性,即生态产品的产权可以通过市场来平等和公平地处置、交易和转让。四是强制性,即生态产品所有者的权益得到法律保护,免于他人侵占。只有具备以上四个基本要求,生态产品的生产者才有动力去持续高效地提供生态产品,消费者才有积极性购买生态产品。否则,就会产生不确定性,进而打击人们对生态产品进行投资、保护、管理、交易的积极性,其价值实现就会大受影响。

生态产品产权应以生态空间确权为基础。通常来讲,任何一类生态系统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将生态系统所处空间有效维护起来,也就维持了该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因此,以生态空间为依托界定生态产品的产权,是行之有效的合理办法。这种方式至少具有三个优势:一是简便易行,因为生态系统依托的自然保护地、山林、草原、湿地、河流等地理单元的空间边界易于识别和测量;二是便于管控,可以与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有效衔接,将生态空间管理好也就管理好了生态系统;三是体制衔接,根据宪法和法律,除了一些农地和林地等为集体所有以外,绝大部分国土空间为国家所有,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生态空间也为国家所有,其所有者权益可以通过使用权、特许经营权等派生的产权所体现,这就为生态产品的产权交易提供了法律和体制依据。

科学合理确定生态产品的所有者权益。在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的基础上,针对特定的生态产品,需要完善规则与程序,制定实施合理的所有者权益制度。首先,政府应鼓励个人、集体和企业等通过缴费、租赁、置换、赎买等方式取得生态空间的使用权、配额或特许经营权,并投资于生态产品的供给,搞活生态产品市场。其次,要处理好生态产品产权与土地使用权、林权、探矿权与采矿权、海域及海岛使用权、水资源产权、水域滩涂养殖捕捞权等其他自然资源权属的关系,避免重叠交叉确权,对此应本着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在可能发生冲突时优先生态空间的确权,或者在互不影响的前提下,探索实施三维立体确权。

有效发挥政府在生态产品价值评定中的引导作用。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可以对一般商品的经济价值最终作出合理的判定。但是对于生态产品,特别是一般生态系统服务所提供的生态产品,单纯依靠市场价格信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为此,政府应该发挥引导指导作用,建立统一规范的生态产品评价定价规则。政府部门要建立完善生态产品分等定级价格评估制度和资产审核制度。同时,在评估企业开发活动“外部性”成本效益的基础上,明确生态补偿、赔偿的标准和基线。

探索建立规范高效生态产品价值评估程序。分类分级界定生态产品对象,既包括物质产品、文化旅游服务,也包括一般生态系统服务所提供的生态产品,准确评估生态产品的实物量、价值量及质量。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和环境经济学理论,针对不同的生态产品对象,选取合适的价值评估方法进行分类核算。结合生态系统自身演变和生态产品交易情况,对生态产品的增减进行跟踪监测,掌握整体变化情况。建立统一权威的信息发布和共享机制,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价格信号参考。

建立完善生态产品认证制度。为生态产品的市场交易提供保证,必须发挥政府权威作用,制定生态产品认证标准和认证程序,并对认证机构实施认可和核查,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生态产品认证除了符合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以外,需要注重生态特色,确保该类产品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产出或提供,其产出过程中对生态系统自身没有造成负面影响,需要谨防打着生态的标志实质是破坏生态环境。例如家居市场充斥着所谓“天然”“绿色”产品,尽管其原材料确实属于天然林木,但却是乱砍滥伐所得,因此此类认证属于伪生态产品认证。进一步讲,对社会认证机构开展生态产品认证,既要积极鼓励以广泛培育市场,又要严格监管防止认证泛滥。

利用信息技术拓展生态产品技术服务。运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研究基础上,既考虑生态学指标又考虑社会经济指标,以此构造生态系统服务与其经济价值之间的函数关系。评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效益,并以空间网格化的方式计算区域生态产品实物量或价值量,在此基础上优化形成生态产品交易的参考标准,并将数据和评估结果以开放共享的信息化平台提供给市场和公众。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发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引导职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多方面的政策规划与法规制度,其中与自然资源部门的职能关系最为广泛和密切,要创新激励约束并举的政策措施,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积极作用。一是通过调查监测评价摸清生态系统基本状况,掌握生态系统服务情况,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数量、质量和分布等基础信息。二是履行自然生态系统的全民所有者职责,为生态产品所有者的各类权属进行分配管理,并予以确权登记,依法维护生态产品所有者权益。三是组织生态产品分等定级价格评估,建立完善生态产品交易规则和交易平台,指导建立生态产品价格体系,监督规范其出售、划拨、出让、租赁等市场活动,依法收缴生态产品收益。四是制定生态产品开发利用政策,通过空间规划确定生态产品开发的控制线,通过空间用途管制明确生态产品的保护与利用要求,合理调配生态空间的用途转用。五是组织开展生态修复,扩大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制定合理利用社会资金进行生态修复的政策措施,推动形成生态修复市场。六是建立实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指导地方政府通过生态补偿购买生态系统服务产品。七是推进生态产品的数据信息服务,组织开展广泛的生态保护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公众重视并参与生态产品的生产和交易。

相关部门建立完善部门间统筹协调工作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多个部门、行业及地方政府的职能工作,仅从政府机构来看就涉及生态环境、林业草原、农业农村、文化旅游、发展改革、财政税收、市场监管、银保监会等多个部门。上述部门之间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上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体制性障碍,如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部门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监管上的不尽一致;二是结构性矛盾,如水流域管理涉及水资源、水环境质量、水生态、洪涝灾害等多重属性,管理目标结构各有侧重;三是政策性问题,如一些部门出台的资源开发财政补贴政策与生态保护目的相左;四是机制性不畅,如金融监管机构尚未建立大力鼓励生态产品生产的投资机制。上述问题或矛盾的存在,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困难重重。为此,必须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建立联动机制,打通部门环节,密切统筹协调,统一政策措施,从优化体制机制入手加快形成合力,共同努力实现习总提出的要求,“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